中国足坛悲景：金元足球塌方，职业球队纷纷退出

中国足球今冬的悲惨一幕，其实是2019年夏天就该爆发、存活了半年却因为当时为了维稳被迫镇压而引发的一系列解散风波的重演。

近两年，已有近20支职业球队退出，标志着我国“金钱足球”的彻底崩塌。

少数中甲低级别球队与中乙大部分球队集体爆冷的现象，其实并不复杂，大致有两点原因：

近十年来，一些中超豪门掀起了巨大的金钱浪潮，以不专业、不科学的薪水和转会费打破并重塑了买卖规则，进一步放大了整个中国足球的供需不平衡。市场，以及底层投资者面临的前所未有的经济压力；

前任足协领导层罔顾现实，对中甲、中乙联赛的青训准入审核过于严格，要求中乙俱乐部组建超出自身承受能力的梯队（4个梯队被取消）， 2020赛季的青训计划已经无法满足球员们的需要，而本该是顶层设计和国家框架的青训“国家任务”却落到了连养活成年球队都困难的中乙俱乐部身上，这也导致青训队伍过于分散。中乙联赛假排位赛的情况屡见不鲜，大家想想，青超联赛有些比赛比分夸张是怎么回事？

第一个是显而易见的，而第二个则是很多中乙联赛投资者抱怨的事情。

01

论中乙联赛俱乐部的梯队建设

根据2018年版《中国足协乙级联赛俱乐部准入规定》，2020赛季，乙级联赛球队必须有四个梯队。

中乙联赛组建梯队这样的强制要求，涉及到人员选拔、训练住宿、教练员薪资、年轻球员背后的家庭教育沟通……这些软硬成本全部落在了中乙联赛的肩上投资者。

由此，人们不禁对中乙联赛的功能定位产生疑问：中乙联赛到底是一个公益性质的大众联赛，还是一个谋求生存和发展的职业联赛？

至少目前来看，后者应该是中乙联赛的诉求，毕竟普及的任务应该更多交给校园联赛（可惜我国中小学校园联赛的推广和运营并不完善）成功）。然而，中乙联赛建设职业联赛的呼吁却未能成功。

对于中超等顶级职业联赛，我一直主张政商分开，成立职业联赛，减少足协、体育总局的行政干预；但对于草根民办青训来说，它的支持必须是国家的力量。

因为资本是短视的，中甲、中乙联赛的投资人的目标只能是帮助成年队在短时间内快速取得成绩，为母公司业务的提升提供支持。

很难指望资本家以“十年树木，百年树人”的态度去搞青训，如果管理部门有这样的眼光，甚至下达强制性的法令，只会吓唬大量基层投资者流失。

就像开发一款手机、捣鼓一个软件，这种能快速变现的产品，可以留给民间资本去开发；但高铁、地铁、轨道交通等回收成本周期较长的民生项目，国际机场建设，必须依靠国有企业和公共土地体制才能迅速实现。

现实情况是，即便民间资本执掌青训，多数也会陷入“功利性青训”的桎梏之中，无法自拔。

在青少年联赛中，随处可见球员乱踢乱踢，只懂得比拼体力和速度，因为大家的目标只有一个：夺冠，回报投资人。至于战术思维和慢性子，配合身体成长的训练方法几乎不存在。

在6-12岁这个孩子最应该了解和热爱足球，发展基本功和场上大局意识的年龄段，太多青训教练教孩子们不仅要“用身体比拼”，还要“孩子们不仅可以教他们如何踢脚”，还可以教他们用任何方式取胜，比如教他们如何假装摔倒、如何作弊逃脱处罚……

人的罪孽都是体制和环境造成的，压力之下，不能怪青训教练，他们也要谋生。

青训要靠行政，过去这样的体制，其实就是几十年来为中国体育输送了无数人才的“省、市体委负责制”和“体校制”。

这种社会主义体育人才培养体系，在今天的市场化、私有化浪潮中，决不能被扔进垃圾桶。

我们以江苏足球为例：2008赛季，江苏苏宁成功晋级中超，而当时球队中几乎没有江苏球员；而十年后的2017赛季，江苏苏宁以小组第一的身份从亚冠联赛出线，队内近80%的球员都来自江苏省。

改变的原因是什么？2011年，江苏省足球管理中心恢复了全省13所业余体校，重启足球项目。在此基础上，原足球管理中心开始在基层选拔和培养足球运动员。在江苏省各级形成了梯队，成效显著：

2013年，江苏足球队获全运会男子甲组第六名；

2015年，江苏足球队获青运会男子A组亚军；

2017年，江苏足球获全运会男队A组第五名、B组第四名。

与国家体制接轨的业余体校体制JRS直播，最大的优势在于能够最大程度地整合和调动社会资源，从而“形成体校—省市队—专业队—职业体育队伍的输送网络”。俱乐部——国家队。”

我不禁要问：为什么意识形态、社会结构、群体价值观与我们极为相似的乌兹别克斯坦能够恢复业余体校制度，而我们却不能？为什么社会制度与我国相差甚远的德国可以恢复业余体校制度？和我们的完全不一样，学习前东德的业余体校体制，建立“精英足球学院”，而我们却要整天学习日本、巴西、越南……

学了这么多之后，他们就失去了传统的东西，变成了一个大杂烩。

可以鼓励中乙俱乐部建设梯队，但在足球基层人才短缺的现状下，绝不能用政策去强制。

或许在常识上，梯队是职业俱乐部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但这只有在社会足球文化形成、基层有大量参与者的情况下才能实现并成为理所当然。

因此，或许我们首先要考虑的，是调动和拉回外逃的资本。联赛运转起来，文化才有土壤，梯队才有水源。否则，在中国的生态中今天欠工资，明天就解散的乙级联赛，谈梯队只能是牵强而不现实的事情。

02

关于中乙联赛U21球员要求

目前中乙联赛依然执行着要求U21球员必须入队参赛的硬性条款，违反者自然会受到严厉处罚。除了青岛中能等青训基础雄厚的俱乐部外，大部分U21球员中乙联赛的球队被怀疑应对该政策。

惩罚悬在我的头上，我别无选择，只能这么做。

相较于中乙联赛的惩罚机制，日本J2、J3联赛从2020赛季开始实施的U21政策，是一种带有鼓励性质的激励机制：

U21球员满足出场时间要求的J2球队将获得300万日元（约合人民币19.2万元）奖励，J3球队将获得200万日元（约合人民币12.8万元）奖励。

满足要求的标准是：J2球队U21球员每赛季总出场时间达到3780分钟以上，J3球队U21球员每赛季总出场时间达到3240分钟以上，守门员出场时间增加一倍。

这笔奖励金额几乎相当于一名日本U21球员的年薪，也就是说日本足协正在用这笔奖励来支付俱乐部队内一名优秀精英的工资。

这一举措大大减轻了俱乐部的压力。因为不是强制的，“有就给钱，没给就鼓励”。

反观我们中乙联赛的情况却不容乐观。

由于中超联赛的U23政策和整体人才匮乏，大部分极其优秀的U21球员（不依赖政策就能首发）都是从中超挖角或者早早出国训练而离开中超的两大平台。

留在中乙的球员个个都很年轻，他们利用政策拿到不合理的薪水，不仅进一步加大了中乙联赛投资方的压力，也挤压了其他老将的出场时间。这也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中乙联赛的水平、败坏了职业足球的风气。

因此，中国足协也可以对中乙联赛实行有激励机制的U21政策。这笔钱从哪里来？我们之前已经说过无数次了：从中超外援调整费中拨出，已累计达16亿元。

外援调整费只能放到中超公司的账上，因为中国足协作为行政部门，并没有收费牌照，而所谓的“足球发展基金会”又绑定了受国家《基金会管理条例》的约束，不接受俱乐部以调整费名义进行的“捐赠”。但由于足协自称是商业协会，违反了《足协章程》中关于资金转移的规定。及社会组织管理”...

既然没地方放，何不用来奖励中乙呢。无论是鼓励U21踢球，还是鼓励梯队建设，总之，有鼓励就一定会有优秀的鸟，而且客观上也将促进中乙联赛顶尖球队加速自力更生，夯实基础。

03

关于中乙联赛巨大的投资压力

至于中乙联赛明显的经济压力，我想问一下中超预备队联赛和中乙联赛为何不能整合呢？

用16支中超预备队取代很大一部分投资能力有限的中乙俱乐部，能够直接有效避免2009年中乙联赛猖獗的大规模欠薪、欠税、欠外债等乱象。过去两年。

仅2019赛季，中乙联赛就有超过三分之一的俱乐部存在欠薪问题，在没有欠薪的俱乐部中，能够保证按时足额发放工资奖金的俱乐部不超过5家。严格按照合同执行，多数出现延期、年底欠薪等情况。

甚至有球队出现了全年零工资的耻辱现象，比如我们之前独家报道过的湖南湘涛和福建天信，这是职业足球的耻辱。

如果中超预备队母公司财力雄厚，允许其参加中乙联赛，就不会出现如此严重的经济困难，这将进一步提高中乙联赛的投资门槛，净化投资环境。中乙联赛的环境。

最终的好结果是中乙联赛的商业形象得以维护，吸引更多优质资本和家族入驻，避免出现像保定荣达那样靠喊话招商、单靠炒作引资的外来者。关于政府救济。

很多人担心，如果中超预备队升入中甲甚至中超，那他们现在在中乙踢球怎么办？那不是会引发俱乐部内部的德比战吗？ ？

关于这一点，大家可以参考西班牙乙级联赛的升降级制度。

在西班牙，如果西甲球队的B队参加西乙联赛，那么即使其排名进入前6名（西乙联赛第3至第6名的球队将参加附加赛），其附加赛资格也将不复存在。比赛将延期举行。西乙联赛B队参赛仅用于训练，不影响西乙联赛球队正常升降级。

那么很多人会质疑：中乙联赛的水平会不会拉低中超预备队球员的水平呢?这种看法是对中乙联赛缺乏了解的体现。

其实中乙联赛水平不低，聚集了一大批从最高舞台退役的优秀老将和25岁左右的精英（这也是为什么当年年底有人提出2020年中超联赛要取消中国男足世界杯）中乙联赛赛季应“限制30岁以上球员出场”，遭舆论一致反对）。

而且因为生存环境特别恶劣，在中乙联赛的某些阶段，一场失利往往会导致一支球队的即刻消亡，或者一个俱乐部的即刻解体，所以这里绝对是一场殊死搏斗，分秒必争。

你可以问问上海上港、重庆斯威、上海申花、广州恒大等中超豪门，一旦他们失去外援，在中超联赛中对阵苏州东吴、合肥桂冠、南通支云、陕西大秦之水、宁夏火凤凰会不会轻松？足总杯？

就算没有外援，本土球员也很出色，踢中乙联赛这么难，更何况是预备队？

所以自然也别小看中乙联赛，经过中乙联赛泥泞中的拼搏和奋斗，中超预备队的这些球员一定会有进步的。

中超资本的介入+梯队减负，或许是中乙联赛快速复苏的两大良药。

这样一来，整个中乙联赛的投资门槛就会提高，投资压力也会减小，这样之前暂时搁置的中乙联赛扩军计划就可以重新提上日程了（足协原队扩军中乙，纯属自我满足，也是自杀行为。

一旦扩张有节奏、有计划地进行，地方足协和政府就可以系统地筛选出更有能力的投资者，特别是来自足球欠发达的沙漠省份和城市的投资者，带领家乡足球参与到这个草根大熔炉中，这将带来很大的好处。

这样一来，整个草根职业足球的基础就能夯实，最直接的受益者，就是中乙联赛800多名因球队不断面临解散风险而陷入失业危机的职业球员。

稳就业反过来又会反哺政府的维稳，稳定的低级别联赛才是中国足球的基础，否则我们发展出来的联赛就是空中楼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