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法足球收获世界杯第三粒进球非洲裔球员拯救法国

这并不是非裔美国球员第一次拯救法国。 早在1998年，父母都是阿尔及利亚人的齐达内就代表法国队在决赛中梅开二度，夺得了世界杯冠军。 从背景身份来看，大多数非洲裔球员与齐达内相似。 父母都是移民。 在非洲国家相对宽松的入籍政策下，他们选择在现居住国和祖籍国持有双重国籍； 少数“第一代移民”比如出生于几内亚比绍的西班牙小将安苏·法蒂，就受益于欧洲足球俱乐部发达的青训体系。 未成年时他就前往欧洲训练和成长，最终选择代表欧洲国家出战。

欧洲和非洲发展水平的差距以及数百年的殖民历史，带来了频繁的国际劳动力流动和庞大的移民群体的形成。 不过，这与培养非洲裔青少年成才并让他们选择为欧洲国家队效力是分不开的。 发展成熟的俱乐部球员交易市场，完善青训体系，作为国家队的“管理者”在球员归化、国籍变更、入会等方面与足协进行沟通（足协注册资格，即代表国家队参赛的资格）国家队）。 努力。 在国际足联对多国籍球员参加国家队比赛的资格政策日趋严格的今天，英国和法国足球凭借完善的球员培养体系和日益开放的选拔思路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非裔美国人和足球之间的双向选择

当人们看到一位黑星在欧洲球场上奔跑时，他们可能会想象一个贫穷的孩子在贫民窟肮脏的墙壁上练习的鼓舞人心的场景。 这不是幻想，而是非洲移民生活状况的真实再现。 法国经历了两波非洲移民潮。 二战后，法国因重建需要开始放宽工作签证并招募工人。 大量来自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工人进入法国。 其中大部分来自贝宁、塞内加尔、科特迪瓦等西非国家。

1962年，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战争结束了法国对阿尔及利亚130年的殖民统治。 随后的几个月里，在戴高乐政府的号召下，45万阿尔及利亚人登陆马赛，成为法国对殖民地的最后“掠夺”。 20世纪50年代和1960年代，第一批非裔美国球员开始涌现。 1958年世界杯，出生于摩洛哥马拉喀什的方丹为法国队打进13球。 作为单届世界杯进球最多的球员，这一纪录至今仍保持着。

第三次科技革命开始后，西欧国家开始调整产业结构，重点推动高附加值服务业和高新技术产业发展。 平均教育水平较低的非洲移民阶层的晋升受阻，就业中的种族歧视日益严重。 严肃的。 2006 年的一项研究表明，带有传统法国姓氏的简历收到的回复是带有民族姓氏的简历的五倍。 法国的少数民族大致可分为两类：长期居住的巴斯克人和不列颠人，以及跨境迁徙的阿拉伯人、非洲人和亚洲人。 他们大多居住在巴黎和里昂等大城市。 姆巴佩出生于巴黎东北部的邦迪等郊区位于塞纳-圣但尼省，该省也是该国犯罪率最高的地区。

在复杂的社会环境下，封闭式管理的足球学校对于非裔美国孩子来说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与西班牙著名的拉玛西亚青训营类似，法国克莱枫丹足球学院也设置了系统完整的文化课程。 不符合学业标准的学生不能继续训练。 这确保了学生在发现难以继续下去时有机会继续职业足球。 有能力维持收支平衡。 另一方面，学院的寄宿制为学生创造了相对安全的成长空间。 与各大俱乐部的合作以及法国足协的长期补贴，也让才华横溢的年轻球员无需担心食宿、学费等经济因素进行训练。

被誉为法国足球摇篮的克莱枫丹足球学院，秉承拿破仑一世时期以来一直沿用的精英主义原则，即用最优质的资源培养“精选的少数人”或“杰出的人”，除了培养亨利、阿内尔卡、姆巴佩、格列兹曼等一系列顶级球星之外，作为“足球高等师范学校”，克莱枫丹还培养了一批优秀的教练员和技术总监人才。 值得一提的是，足球学院相对封闭的环境、每个梯队配备的心理咨询师、注重“团队合作”和人际沟通的体育精神，也减少了种族歧视对少数族裔球员的影响，帮助他们建立了认同感。不论种族，都具有“法国国民”身份。

克莱枫丹的学生主要来自足协领导的教练推荐。 法国足协制定了自上而下的管理制度。 最上面是国家技术总监，辅以七八名国家级教练。 主任下面是区域技术顾问。 他们负责监督各省教练员的工作，省级以下教练员主要负责观察各俱乐部梯队球员的表现，推荐优秀球员参加克莱枫丹的学生考察。 亨利就这样进入了学院。 在他13岁时的一场比赛中，他打进6球的表现引起了球探的注意。 他推荐亨利进入克莱枫丹并完成了三年。 当然，同班同学中的另一位加勒比移民后裔阿内尔卡，后来也成长为一名顶级前锋。

与法国“精英主义”组建的顶级公立足球学校不同，英格兰的大规模职业足球训练大多依赖于当地俱乐部的青训梯队。 英格兰联赛商业运营相对成功，球队收入较高，一些顶级球队愿意花费巨资更新训练设施、扩大青训规模。 由于他们直接对俱乐部负责，与俱乐部的发展和收入挂钩，因此此类青训营往往“易进易出”，招收大量身体条件好、有天赋的年轻人进行训练。 英格兰前锋拉什福德7岁时就加入了曼联青训体系下的弗莱彻莫斯流浪者男孩俱乐部。 该俱乐部的教练是他的父亲、牙买加人约瑟夫·拉什福德。

校园内的业余足球训练由英国足球协会下属的英国学校足球协会（ESFA）负责。 但职业足球的道路从来都不是一帆风顺的，尤其是对于非洲年轻足球运动员来说，他们可能会遇到各种困难。 一名来自塞拉利昂的前英超球员透露，当他从塞拉利昂“被拐卖”到英国时，他被要求签署一份“足球合同”，但事实证明这是一个强迫他卖淫的策略。 欧盟要求俱乐部在操作转会时对欧盟未成年人在足球教育、学历教育甚至生活水平等方面进行监督。 然而，该规定不包括非洲和其他外国未成年人。 非政府组织估计，每年有 15,000 名年轻足球运动员被带出西非，其中部分是通过非法手段。

尽管足球运动员的国际流动仍缺乏足够的监管和保护JRS直播，但媒体夸大的少数足球运动员的优厚生活和较高社会地位，仍然吸引着年轻的非裔美国人走上职业足球道路。 从欧洲足坛的结果来看，社会心态的变化以及足协的独立运作，促使移民球员成为国家队的“中坚力量”。 为法国队出场超过100场的9名球员中，包括亨利、齐达内等5名球员都是非欧洲血统。 但多元化、一体化的状态也受到了不少攻击。 早在1996年，法国极右翼政客让-马里·勒庞就称法国队“不自然”，有太多非白人球员。 在2000年的一项民意调查中，36%的受访者认为法国队拥有“太多”外籍球员。

针对这样的压力，主教练更大的话语权让从勒梅尔到德尚的历任法国队主帅几乎不顾反对意见，形成了国家队种族多元化的传统。 在反对种族歧视成为共识的今天，少数族裔球员入境所面临的压力也逐渐减轻。 依靠移民策略，高卢雄鸡成功跻身世界顶级球队之列。

足球移民：扩张与限制

世界第三次移民潮和20世纪初世界杯的举办增加了代表不同国家协会的运动员数量。 1934年，意大利队凭借路易斯·蒙蒂等三名阿根廷球员的出色表现，最终夺得冠军。 从而带动了“体育移民”和“足球移民”的发展。 这一时期的国际足联章程只规定球员不能同时代表不同国家出战。 政府出于谋求连任和树立国家形象的需要，大力引进外籍球员。 到了20世纪60年代，归化球员的竞争十分猖獗，公平秩序受到质疑。

在国际足联之前，国际奥委会首先规范了运动员资格的法律认定。 1978年，国际奥委会制定的《奥林匹克宪章》规定，国籍是运动员代表国家参加国际赛事的基本条件，无论运动员拥有多少个国籍，参加体育运动只有一个国籍。

20世纪80年代，巴西阿维兰热担任主席期间通过的国际足联新章程规定，“如果一名球员曾代表一个协会参加正式国际比赛，则不能代表另一个协会参加”。 由此形成了普遍国籍的唯一性。国籍是判断比赛资格的唯一标准，参加过国际比赛的经历后不能转换比赛资格。有的国家承认双重国籍，但不承认双重国籍。认识到这一点，天然的优势就是球员不必放弃原来的国籍就可以为入籍国效力。

关于改变国籍的条件，国际足联的认定标准是国际通行的“出生地第一，血统第二”的原则。 当玩家不满足以上两个原则时，必须满足长期居住原则。 国际足联继续通过延长永久居留期限和提高申请难度来遏制非血缘亲属的“金钱入籍”。 2003年，球员在入籍国连续居住两年以上后可以转移国籍。 到2018年，球员需要年满18岁并且在入籍意向国居住五年以上才能转入国籍。 足球运动员能力的黄金期并不长，日益严格的永久居留原则也让无关球员在面临是否入籍的选择时更加谨慎。

2018年国际足联章程将参加“A级官方正式赛事”作为入籍条件，并明确成绩纳入FIFA国际排名的赛事均属于A级。 由于欧洲职业足球（联赛）发展水平较高，聚集了各国优秀球员，且普遍承认双重国籍，因此作为长期工作场所对非欧洲球员更具吸引力。 不过，在欧洲国家队人才充沛的背景下，归化球员也将面临难以入选国家队名单的风险。 与此同时，来自原籍国的负面舆论也难以忽视。 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出生于巴西、当时效力西班牙俱乐部马德里竞技的前锋迭戈·科斯塔选择代表西班牙出战，后来在2014年巴西世界杯上受到批评。 看台上球迷的辱骂。

英国和法国都有深厚的移民历史，移民子女入籍也相对容易。 然而，随着国际足联比赛资格标准的日益提高，无血归化的时间成本与日俱增。 像英超水晶宫边锋扎哈这样的球员，出生于科特迪瓦，曾效力于英格兰U21，现在效力于科特迪瓦国家队，他的选择范围将越来越窄。 竞技水平的变化使得他们很难保证长期在英法联赛踢球，从而满足永久居留的原则。 对流动性的抵制阻碍了无血缘归化的实现。 这些“摇摆一代移民”的选择也可能影响世界足坛。 未来的格局将发生变化。

“向北”和“向南”

有学者认为，与以获取经济收益为目的的职业体育和联赛相比，以足球世界杯、奥运会为代表的竞争激烈、非娱乐性的精英体育蕴含着更丰富的国家认同元素，这也是移民球员为何选择移民的一大原因。的广泛争议。

职业体育的过度归化影响了对移民运动员的态度。 20世纪90年代英超成立后，英格兰联赛吸引了大量外籍球员加盟，增强球队实力。 由所在地区的俱乐部组成的球迷团体往往相当排外。 外援也压制了本土球员的出场时间，影响了英格兰国家队。 《曼彻斯特晚报》、《卫报》等英国媒体曾用“外籍军团”、“入侵”等词语来形容外籍球员，桑乔、拉什福德、斯特林等球星都曾遭受过种族歧视和侮辱。表现不佳后出现网络暴力。 这种恶毒无疑会影响到移民和少数族裔。 族群“后来者”的选择。

作为移民后裔，传奇球星齐达内以其温和、内向、略显笨拙的性格受到新闻媒体的广泛赞誉，一度成为法国社会多元化、团结和种族​​融合的重要象征。 然而，在2006年世界杯决赛中，马特拉齐被红牌罚下，间接导致法国队丢掉冠军，齐达内的社会评价一落千丈。 有法国媒体评论称“这一代阿尔及利亚移民从未放弃过自己的文化”。 人们对移民后裔是否有资格为法国队效力以及他们是否认同法国队提出了更多疑问。

认同是自我与他人、个人与集体的关系，以及在这种关系中“异中求同”、“同中辨异”的过程。 这不仅与个人生活经历的成长有关，也与祖先和家庭中原有文化的渲染有关。 祖先的血统认同与新环境下新一代的身份建构，就像现代与传统的对抗。 对于少数族裔来说，要完全认同一个族群而同时又否定另一个族群可能是很困难的。 但对于齐达内和斯特林来说，作为足球运动员，他们的隐私和生活细节很容易被发达的媒体和动荡的舆论放大。 试图接受或“执行接受”同化英国和法国文化似乎是不可抗拒的。

新社会中，祖籍文化可能会形成危机——本泽马等穆斯林球员因斋月期间表现不佳而受到广泛批评。 在特殊环境中长大、有特殊家庭背景、接受特殊教育的移民及其后裔，“北上”寻找“南国”文化源头的选择变得越来越困难。

欧洲国家队的激烈竞争和身份危机也造成了“反向归化”的特殊现象。 一些出生在非洲或有非洲移民血统的球员，虽然在欧洲国家接受训练并入籍，有机会进入国家队却仍然选择代表非洲国家出战。 除了前面提到的效力于英格兰U21的科特迪瓦边锋扎哈之外，出生于荷兰但效力于摩洛哥的齐耶赫也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根据国际足联的数据，参加本届世界杯的五支非洲球队（摩洛哥、突尼斯、塞内加尔、喀麦隆和加纳）中有42%是非本土球员，远高于其他大陆。

摩洛哥球员出生地统计

除了满足球员参加国家队比赛的个人需求外，反向归化也是一种特殊的“荣耀归来”。 在本届世界杯上发挥出色的阿姆拉巴特表示，为摩洛哥效力可以让他与父母的过去联系起来。 加纳队的伊尼亚基·威廉姆斯表示，是90岁祖父的梦想让他选择了加纳——他的弟弟尼科为西班牙效力。 自从博阿滕兄弟分别代表加纳和德国出战2010年南非世界杯以来，又出现了一对曾效力于不同大洲国家队的球员兄弟。 哥哥伊尼亚基的观点反映了“移民后裔”这一特殊族群，他认为自己是巴斯克人，但“永远不会忘记他在非洲的家族根源”。

以非洲裔球星领衔的法国队在半决赛中以2-0战胜了“非洲黑马”。 26人名单中有14人出生在欧洲。 有人说这是祖国与殖民地之间的较量，也有人形容这个游戏是“外国的”。 军团之战”。 尽管英格兰止步八强，但非洲裔球员拉什福德和萨卡依然表现出色。 如果不出意外，法国队中非裔球员将长期占据主力位置，而英格兰则拥有更多混血球星，这是种族融合的象征。 在当前逆全球化时代，如何安抚国家队所承载的民族情绪，同时充分发挥移民明星的能力保证成绩，在政策收紧的背景下如何挖掘新一代移民明星关于非技术移民，可能是每个国家足协需要思考的新命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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